2 概述
所謂中醫預防學，即是指在中醫學基本理論指導下，運用各種預防方法以防止疾病發生、發展、傳變或復發的一門學科，是祖國醫學理論體系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古代醫家把預防疾病稱做“治未病”。《素問·四季調神大論》所謂“不治已病，治未病”，即是謂此而言。這種“未雨綢繆”，防重於治的思想，不僅僅體現在人體未病之前就應採取各種措施積極預防（即未病先防），同時還體現在一旦患病之後仍應運用各種方法防止疾病發展、傳變或復發（即既病防變）。例如，平素加強體育鍛煉、調攝精神情志就可提高機體抗病能力，或疾病流行期間，一方面“避其毒氣”，一方面服藥治療。如此均可有效地防止疾病發生，而人體適應自然環境和抵禦外界有害因素侵襲的本能卻是有一定限度的，某些疾病平時無論怎樣預防有時仍然難以避免產生。對於這些已經發生了的疾病，一是要防止其發展與傳變（即防止惡化），如“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其中“實脾”的目的即是；二是要防止舊病復發，如慢性咳喘、凍瘡等病易在秋冬季節發作，於是可在夏季就開始採取預防性治療。這種既病防變與既病防發的預防思想及其方法，乃是中醫預防學區別於其它預防醫學的關鍵所在，是中醫預防學的優勢和特長。
預防醫學在公元前就有了萌芽，但其形成和發展經歷了漫長的過程。預防醫學的概念和內容隨着時間和空間的不同而有所變化。古時人們在同自然界的長期鬥爭中，逐步積累了與疾病作鬥爭的知識和經驗，產生了預防疾病的思想。古人早已認識到人體的健康和疾病的發生跟外界環境因素有着密切的關係，並在實踐中創造了許多保護和改善環境因素、保障人體健康和預防疾病的措施，諸如鑿井而飲、杼井易水、灑掃除蟲、實行墓葬等。
中醫學在長期的醫療實踐中，充分認識到於未病之先做好預防工作的重要。故古人有云：“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聖人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淮南子·卷十六》）；“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鬥而鑄錐，不亦晚乎”（《素問·四季調神大論》），“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渺”（《漢書·賈誼傳》）……歷代醫家在實踐中不僅積累了豐富的治療經驗，而且十分注重未病先防或既病防變，總結出了許多行之有效的至今仍有臨牀指導意義的預防方法。
3 中醫預防醫學的形成和發展
相關文獻資料充分說明，中醫預防醫學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乃可上溯遠古，下迨今朝，源遠流長。其間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
3.1 粗淺的衛生防病實踐階段（遠古～春秋）
歷史告訴我們，有了人類的出現，就必須有醫藥活動和衛生活動的存在。早在遠古時期，人類爲了免遭風雨和野獸的侵襲，每常採取“構木爲巢，以避其害”（《韓非子·五蠹》），“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禮記·禮運》）。大約在四五萬年前，人類由“古人”進化爲“新人”時期，即已開始建土窖、地窖乃至土屋、木屋和石屋；從赤身露體而發展到以獸皮，樹皮充當衣服……如此均有利於抗禦外邪，預防疾病。
古代衛生保健最爲緊要的是人工取火的發明和對火的利用。這不僅因爲火能禦寒、防獸，更重要的是它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習慣。如《韓非子·五蠹》載雲：“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而有了火就可“炮生爲熟，令人無腹疾” （《禮記》），並大大促進了飲食的消化和吸收。
導引的出現，爲古人健身防病作出了積極的貢獻。相傳“堯”的時代，人們就知道跳舞能夠增強體質，《呂氏春秋·古樂》曾謂古人居處易感寒溼之邪者，應“作爲舞以宣導之”，後來，有些舞蹈逐漸發展成爲具有良好健身作用的導引療法。當然，原始人用以保護自身和防病的方法，因該說是甚爲“原始”的。
夏商時代，古人已注意講究衛生以預防疾病，如在個人衛生方面，提倡勤洗手臉、沐浴、漱口、不食腐敗有毒食物等。1935年在河南安陽發掘的殷王墓中，已出土壺、盂、勺、頭梳等全套盥洗用具。周代人們更重視定期沐浴。《禮記》記載“雞初鳴，鹹盥漱”，指出沐浴應以熱水爲佳；並初步認識到情志失常、飲食不節等，均可導致疾病的發生而應謹慎防之。
對於環境衛生，古人亦較重視。相傳黃帝時代已經有了水井，夏代更有“伯益作井”的說法，這對於搞好飲水衛生顯然大有益處。商周時期，隨着人們對防病認識的提高，逐步採取了一些改善環境衛生的措施，如在殷墟遺址和在鄭州附近的考古發掘中，均發現商代有用以排除積水的地下管道；甲骨文中載有牛棚、豬圈等字樣，以及灑水、清掃和除蟲資料；敦煌壁畫中，有一幅“殷人灑掃火燎防疫圖”，表明此間比較重視環境衛生。又如《周禮》、《儀禮》、《詩經》、《左傳》、《管子》等經典著作中還記載有許多衛生防病的方法，包括飲食衛生，除害滅病，疏通水渠，居住環境設施，乃至預防狂犬病等等。可以認爲：這一歷史時期，古人是把人類當作自然界的一種生物體來看待，針對自然界各種有害因素對人體的侵襲，採取了一些預防措施，這些預防措施雖然比較原始落後，但是，它充分顯示出中醫預防學業已萌芽。
此外在優生優育方面，古人亦提出了一些合理的主張。如《周禮》提倡“男三十娶，女二十嫁”、“禮不娶同姓”；《左傳》亦謂“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其見解顯然是正確的。
3.2 中醫預防學的初步形成階段（戰國～晉隋）
如果說從遠古至春秋是中醫預防學的萌芽時期，那麼大約從戰國、秦漢直到隋代則是中醫預防理論的初步形成階段。這一時期，人類由奴隸社會過渡到封建社會，政治經濟、科學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促進了中醫預防事業的向前發展。人們從單純地針對自然界的各種異常現象進行預防，逐步發展到對生物體從生理、病理、心理、社會諸方面採取防病措施；從被動的防病逐步發展到主動的預防，且方法有了明顯改進；不僅注重實踐，並開始從理論上進行闡述，分析防病機理，相關著作或專論亦不斷產生。
（一）關於預防思想：《黃帝內經》主要產生於戰國至秦漢之際，其中有關預防的論述構成了該書的重要組成部分。書中首篇《上古天真論》主要闡發了養生防病措施；次篇《四季調神大論》進一步指出：“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夫病已成而後藥之……譬猶渴而穿井，鬥而鑄錐，不亦晚乎！”漢代《淮南子》謂：“良醫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仲景也把“治未病”者稱爲“上工”，充分強調防病的重要性。這一時期，皇甫謐的《甲乙經》、葛洪的《肘後方》、巢元方的《諸病源候論》等，均從各個不同角度闡述了防病問題。如《諸病源候論》曾指出：“人感乖戾之氣而生病者，多相染易，故預服藥及爲方法以防之。”這些不同的學術論點，爲中醫預防學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礎。
（二）關於瘟疫預防：在我國曆代典籍中屢有瘟疫的記載，至漢代則更爲翔實。由於瘟疫猖獗，給人們生命帶來了嚴重的威脅，所以當時的醫家曾對天花、鼠疫、百日咳、麻疹等傳染病在世界上首先作了詳細的描述；對傳染病的傳播方式進行了研究；並通過不斷的探索，總結出了一些有效的防治方法。如《素問·遺篇·刺法論》載“小金丹……服十粒，無疫幹也”；防止與病人接觸及水源、飲食污染；採取隔離措施，以阻止疫病的傳播。《晉書》載雲：“朝臣家有時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疾，不得入宮”。隋代曾設“厲人坊”來隔離麻風病人……。這些均爲有效的防疫措施。
（三）提倡除蟲滅病：對於各種致病蟲害，提倡及時殺滅。《周書祕奧營造宅經》曾以中草藥殺蛆；漢代巳用艾、硫磺、雄黃等藥物燻蒸房屋和衣物，殺滅蚊蠅；《神農本草經》發現水銀能“殺皮膚中蝨，”“雄黃殺毒蟲、蝨”，百部亦可“去蝨”；《肘後方》制有“六味薰衣香”對衣物進行消毒；《諸病源候論》認識到“寸白蟲”（絛蟲）是因喫沒有煮熟的牛肉所致，故強調必須煮沸殺之……。
（四）搞好環境衛生和個人衛生：我國人民自古以來就認識到優美的環境和搞好飲水衛生，養成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是健康長壽的必備條件；《周書祕奧營造宅經》要求城鎮房屋要疏通溝渠，排除污水，無有穢氣，清靜優美，方不生疾；漢代巳有木製灑水車噴水除塵，這對於保持城市環境衛生有着重要意義；每於節日，宮府即差人打掃衛生，清除垃圾。在漢代畫像磚中，就有掃馬糞、除蟲等內容，出土的阿房宮下水道與漢代廁所模型等，均是歷史的見證。 保護水源，以防病從口入。《管子·禁藏篇》曾要求於春季挖除井中淤泥，換以新水，以保持水源清潔；《呂氏春秋·五味篇》提倡飲水須“九沸九度”；後魏賈思勰在《齊民要術》中記載用茱萸葉消毒井水等等。 我國人民用水沐浴的習慣由來已久。早在漢代政府就規定大小官員與士兵必須3～5天清洗一次，並要求勤換衣服；注意飲食衛生更爲重要，《金匱要略》曾指出：“穢飯、餒肉、臭魚，食之傷人”、“生果停宿多日，有損處，食之傷人”，如此判斷食物能食與否，實是比較科學的。其他如漱口、勤洗手足、勤洗衣被……此間亦有許多記載。
（五）開展健身防病：我國是世界上最早倡導健身運動與防病治病相結合的國家。遠在氏族社會，人類就已經採用運動方式來防病健身。至戰國、秦漢之際，健身運動愈來愈受到人們重視，各種健身術相繼產生。《莊子》把健身術稱爲“導引”，並介紹了一些基本練習方法；《素問·異法方宜論》曾以“導引按蹺”防治疾病；長沙馬王堆出土的漢墓文物中，即有《卻穀食氣篇》和《導引圖》，乃是迄今所見到的最早導引文獻和圖解，圖像與現代保健操相比，有不少相似之處；仲景在《金匱要略》中曾謂：“四肢才覺重滯，即導引吐納……勿令九竅閉塞；”東漢末年， 華佗在前人導引理論和實踐基礎上，模仿虎、鹿、熊、猿、鳥的基本動作，創導出了“五禽戲”，用以健身防病，取得了顯著效果。華佗長年堅持，“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他曾對弟子吳普說：“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谷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吳普仿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五禽戲的產生，使健身運動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晉隋時期，健身方法不僅形式多樣，且養生健身專著相繼產生，諸如嵇康的《養生論》、葛洪的《抱朴子》、陶弘景的《養生延命錄》、《導引養生圖》等，至今仍有研究價值。
（六）尤重修身養性：由於社會交往的日趨頻繁，因情志所致的疾病與日俱增。在道家思想的影響下，古代醫家十分重視修身養性、調攝情志，以防止身心疾病。《素問·上古天真論》認爲“恬憺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養生論》要求“清虛靜泰”、“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只要做到愉快、樂觀豁達，氣血自然和調，大有益於健康。
（七）注意保養氣精：晉隋前後，佛、道兩教盛行，神仙、道士“應運而生”，煉丹、服食、神仙之術充斥於世。其間雖然“糟粕”甚多，而“精華”亦復不少。如在老莊著作和《內經》等中醫經典中，反覆強調應清心寡慾、節制房事，勿令腎精虧乏等見解，均有其重要防病意義。 脾爲氣血生化之源，故此間的醫家們亦十分重視脾胃的調養，如《內經》等著作中經常告誡應飲食有節、不可偏嗜、少食辛辣肥甘厚味……。同時還根據脾腎理論而研製出許多丸藥。服之以延年益壽，防老卻病。
（八）重視天人相應：人類生活於自然環境中，各種地理條件和自然氣候變化無時無刻不影響着人體。古代醫家充分認識到人與自然的密切關係，提出了“天人相應”的觀點。如老子、莊子、管子均主張應主動地與自然相適應，謂“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荀子更是強調人應改造自然、適應自然；《素問·四氣調神大論》則根據氣候變化而採用相應的調攝方法，慎防邪氣侵犯；《素問·移精變氣論》所謂“動作以避寒，陰居以避暑”。即是採用不同方法適應自然變化的生動例舉。 此外，其他未病先防或既病防變措施，於這一歷史時期的有關著作中亦有散在記載。由此可見，從戰國至晉隋時期近千年的歷史過程中，中醫預防學的框架已初步形成。
3.3 中醫預防學的進一步發展階段（唐宋～明清）
盛唐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由於政治安定，經濟發達，中醫藥事業有了較快的發展，預防醫學亦得到了高度重視；宋元至明清，戰亂頻繁，疫病流行，使得人們對於瘟疫的認識及防治有了深入研究。因此，我們說，唐宋至明清實際上是中醫預防學從理論到實踐的進一步發展階段。其中最爲突出的又主要爲如下四個方面。
（一）預防瘟疫 對傳染病學的重大貢獻：數千年來，由於瘟疫（如天花、霍亂，鼠疫）的反覆流行（據不完全統計，僅明清兩代約500年間就有367次大的流行）曾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災難。秦漢前後，人們對此雖有一定認識，然預防經驗實屬甚少。直至唐宋，孫思邈的《於金方》、王燾的《外臺祕要》、劉完素的《素問玄機原病式》等書中，對瘟疫的研討纔有了一定突破，防治經驗才逐步豐富起來。
而真正對瘟疫有較深入系統的認識，有較豐富防治措施，則主要是明清時期。明代吳又可目睹當時疫病流行死亡的慘狀，“靜心窮理”，發現瘟疫主要是由”口鼻而入”或相互接觸所致；其性毒烈，不同於六淫；結合發病特點應採取隔離、消毒等防疫措施；治療當以清瘟敗毒爲主。吳氏的見解，實爲後世認識和防治本病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爾後葉天士、薛雪、吳瑭、王士雄等名家輩出。他們不僅認識到麻疹等呼吸道傳染病是由“呼吸之間，外邪因而乘之”引起，亦發現霍亂、痢疾等腸道傳染病是由於食用不潔或腐敗食物所致；皮膚傳染病是通過接觸感染“蟲毒”、“風邪”所致；發現體質的強弱在預防疫病上的重要性……。這些見解，對於預防相關傳染病的發生，無疑提供了理論依據。這一歷史時期對疫病的預防，最常採用的有如下幾種措施。
1．藥物預防：《千金要方》中載有闢溫殺鬼丸、雄黃丸，這些藥物既可燃燒，又可佩戴，還可吞服，具有避免邪毒、防止“卒中惡病及時疫”之功；《景嶽全書》則用“福建茶餅”進行口腔消毒，以防病從口入；李時珍提出常食大蒜可預防疫痢、霍亂等病。藥物外用預防疫病記載亦甚多，如《外臺祕要》中將“闢溫病粉身散”搽於全身皮膚上進行預防，明清之際用雄黃酒外塗，亦有較好效果。
2．隔離預防：清代陳耕道在《疫痧草》中說：“家有疫痧人，吸收病人之毒而發病者，爲傳染，兄發痧而預使弟服藥，盍若弟發痧而使兄他居之爲妙乎？”強調了隔離的重要性。清·熊立品《治疫全書》亦告誡“溫疫盛行，遞相傳染之際，毋近病人牀榻，毋食病家時菜，毋拾死人衣服”。
3．空氣消毒：《本草綱目》等書中多處記載，謂凡疫氣流傳，可於房內用蒼朮、艾葉、白芷、丁香、硫磺等藥焚燒以進行空氣消毒闢穢。這種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4．蒸煮消毒：對病人接觸過的衣被等，李時珍提出應放於蒸籠中蒸或開水煮沸進行消毒，則“一家不染”。
5．消滅蟲害：積極消滅蟲害，可切斷傳播媒介，防止疾病流行。如清·洪雅存《北江詩話》載雲：“趙州有怪鼠，白日入人家，即伏地吐血死，人染其氣，亦無不立殞者。其提倡消滅老鼠，杜絕後患。至於滅蚊、蠅、蛆、蝨等蟲害，《千金方》、《本草綱目》諸書中均有較詳記載。
6．改進消毒： 據宋·沈括《忘懷錄》所載，唐宋時期就有專門淘井的人，並提出了修造能夠澄濾、消毒及加蓋保護的水井。清·陳無擇於《石室祕錄》中指出：飲水消毒，可用“貫衆一枚浸入水缸之內，加入白礬少許”。 明清之際的醫家不僅認識到瘟疫及時有效預防的重要性，即便是已病之人，亦強調在發病過程中注意“先安未受邪之地”（葉天士語），以阻止病邪深入發展與傳變。
（二） 人痘接種 人工免疫法的創造發明：早在晉代《肘後方》中，已記載用瘋狗的腦子敷在被瘋狗咬傷的局部創口上，預防狂犬病的發生；隋代《諸病源候論》中記載的“射工病”，與現代醫學的恙蟲病、斑疹傷寒很相似，書中提到“若得此病毒，仍以爲屑，漸服之”，這一方法類似於現代應用疫苗的人工免疫法。不過，上述方法僅是我國醫學史上有關免疫思想的萌芽，尚未達到防治疾病的實際效果。據清初朱純嘏《痘疹定論》所云：宋真宗（公元11世紀）時，有峨嵋山人爲丞相王旦之子王素接種人痘（痘乃痘瘡，即天花）。這是我國人痘接種術的最早記載。史料證明，16世紀下半葉，用人痘接種術預防天花已經在我國民間廣泛流傳。清初張琰《種痘新書》載雲：其祖上數代推行種痘術，“種痘者八九千人，其莫救者，二三十人耳。”《醫宗金鑑》介紹了四種種痘法：
（1）痘衣法 把痘瘡患者的內衣給接種的人穿上，以引起感染，這是最原始的一種方法；
（2）痘漿法 採取痘瘡的泡漿，用棉花蘸塞於被接種者的鼻孔，以引起感染；
（4）水苗法 採取痘痂調溼，用棉花蘸塞於鼻孔。早期的種痘術，所採用的是天花的痂或漿，叫做“時苗”。這類疫苗危險性大，有時可造成一次人工接種的天花。我國人民在種痘的實踐過程中，逐步取得選擇苗種的經驗。清代鄭望頤《種痘方》中主張用毒力減低的“熟苗”，並提出在小兒身上連續接種以養苗。從而提高了種痘的有效率與安全性。
我國人痘接種術不久即引起其他國家的注重和仿效。1652年，名醫龔廷賢的弟子戴曼公到日本時，曾帶去了這種方法；公元1688年俄國首先派醫生來北京學習種痘；18世紀20 年代以後，人痘接種術傳人土耳其、英國等地，它比英國柏克立的鄉村醫生琴納發明的種牛痘預防天花至少要早500餘年。由此可見，我國人痘接種法實不愧爲世界人工免疫學的先驅。18世紀法國啓蒙思想家、哲學家伏爾泰就曾對人痘接種術倍加讚揚：“我聽說一百年來，中國人就有這種習慣，這是被認爲全世界最聰明最講禮貌的一個民族的偉大先例和榜樣。”
（三）勞動保護 注意避免職業病的發生：早在隋唐時期的醫書中，就有關於勞動保護方面的記載。如《諸病源候論》雲：“凡古井冢深坑阱中，多毒氣，不可輒入，必須入者先下雞鴨毛試之，若毛旋轉不下，即是有毒，便不可入。”《外臺祕要》指出：礦井內可在人入之前放進六畜，“若有毒，其物即死。”明代《農政全書》中亦說：“地中之脈，條理相通，有氣伏引焉……繾燈火下視之，火不滅是氣不盡也。”可知當時已經用動物和燈火試驗來探測古冢、沉坑、礦井中的有害氣體。
宋·孔平仲所著《談苑》中曾對水銀中毒、煤氣中毒、矽肺等職業病的發病原因及防治進行了較詳的介紹；《本草綱目》、《景嶽全書》以及明代宋應星的《天工開物》等書中對鉛中毒、煤氣中毒以及其它職業病均有較正確的記載，並介紹了一些有效的防治經驗……。這些經驗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爲防止某些職業病的產生髮揮過較大的作用。
（四）自我保健 積極推廣養生健身防病：唐宋以後，乃是中醫養生防病活動的“興旺”時期，此間無論是封建統治者、文人學士，還是醫家，甚至普通百姓，均十分重視健身養生防病，並從各種不同角度闡發養生機理，創導健身方術。從唐代孫思邈至清代葉天士等人，他們的壽命大都超過古稀之年，這與他們善於養生是分不開的。據不完全統計，這一時期僅刊行的養生學專著或專篇，竟有180餘種之多。其中較爲著名的如孫思邈的《孫真人養生法》、《孫思邈衛生歌》，施肩吾的《養生辨疑訣》，宋代周字忠的《養生類纂》與陳直的《壽親養者新書》，元代丘處機的《攝生消息論》，明代萬全的《養生四要》和龔廷賢的《壽世保元》，清代曹慈山的《老老恆言》與唐千頃的《大生要旨》等等。各種健身之術的廣泛流傳，對於提高中華民族的身體素質，防止疾病產生，發揮了積極作用。
3.4 預防理論與實踐的逐步完善階段（民國～至今）
應當說明，自1840年鴉片戰爭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由於帝國主義列強的不斷侵略，中國人民長期遭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重重壓迫，加之當時衛生事業落後，預防措施差，更由於中醫藥得不到重視，因此這一階段的中醫藥事業及預防工作未有明顯發展。 而自1921年中國共產黨建立以後，由幹革命根據地缺醫少藥，中醫及中醫藥預防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局部範圍內纔得到高度重視，成爲當時防治疾病的重要手段。黨的六屆四中全會於1931年1月通過了《暫行防疫條例》，要求加強防疫宣傳及運用中醫藥預防傳染病。1933年中華蘇維埃政府頒佈了《衛生防疫條例》，對霍亂、痢疾、天花等多種疾病提出了防疫方案，其中對易感人羣主要是用銀花、貫衆、黃芩等中藥進行預防。抗戰及解放戰爭時期，衛生部明確提出了“預防第一”的方針，號召開展羣衆性的衛生防病活動，並不斷總結出了一些中醫藥防治傳染病的經驗，爲保障軍民的健康發揮了一定作用。
確切地說，“預防理論與實踐逐步完善階段”應該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
（一）國家重視，全民動員：解放初期，中央衛生部就確定了“預防爲主”的基本原則；1952年底又制定了“面向工農兵，預防爲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羣衆運動相結合”的方針；全國人民廣泛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大量撲滅“四害”，清除垃圾，運用中西藥預防傳染病。隨着愛國衛生運動的深入開展，農村“兩管五改”工作有了很大發展，根本改善了農村的衛生面貌，很多傳染病在我國已經滅絕或很少流行。
（二）深入研究中醫藥預防疾病機理：近年來，在取得成功經驗基礎上，各地重視中醫藥防病機理的研究，使之從理論上又有一次較大的飛躍。既往對養生防病、除害滅病、防治疾病等大多隻停留在實踐階段，而現今既重視實踐經驗總結，更注重理論上的探討。如通過大量研究證實，氣功具有提高機體正氣、強壯身體、抗禦外邪侵入的作用，抗衰延年及預防疾病復發的方藥，具有調補氣血陰陽，疏通全身氣機以及提高機體抗病能力等功效（現代醫學研究則認爲有提高機體免疫功能，增強免疫細胞的活力，延長淋巴細胞的壽命等）。無怪有人認爲：中醫預防學的發展過程，實是經歷了一個由實踐（遠古至春秋）--認識（秦漢至晉隋）--再實踐（唐宋至明清）--再認識（民國至現在）的過程。
（三）廣泛運用中醫藥預防多種疾病：例如，50～60年代，我國部分地區先後發生過流腦、肝炎等多種傳染病的流行，用中醫藥在易感人羣中進行大面積預防，收到了良好效果。諸如使用貫衆、板藍根、大青葉等預防流感、流腦、麻疹、流行性腮腺炎；用板藍根、茵陳、梔子等預防病毒性肝炎；用馬齒莧或鍼灸預防痢疾……均是從實踐中總結出的有效經驗。 近年來，由於大部分傳染性疾病基本得到了控制，而一些非傳染性疾病的預防工作已提到議事日程。對此，中醫界已着手對於一些慢性疾病開展既病防變或既病防發，並取得了可喜成果。如採用中醫藥等方法防止慢性支氣管炎、哮喘、泌尿繫結石、膽結石、中風的發生等等。
（四）運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中醫預防：如對中草藥殺滅蚊蠅、孑孓等蟲害的實踐研究；對中醫藥防病的藥理分析及臨牀療效觀察；瞭解鍼灸預防疾病的作用原理……；尤其是在中草藥藥理實驗研究方面，注重中醫傳統認識與現代科學理論緊密結合，既體現了中醫特色，又促進了中醫預防學的向前發展。例如，陝西中醫學院將五味子、板藍根、丹蔘等十餘味中藥研製成“出血熱預防片”，該方之所以有良好的預防效果，是因爲經研究證實“對流行性出血熱病毒有強力的抑制作用。”
（五）開展羣衆性的健身防病運動：如在城鄉推廣保健操、氣功、太極拳等健身術以防治疾病，提高中華民族的身體素質；重視防病宣傳，告訴人們應注意飲食宜忌，勞逸適度，生活要有規律……等等。我國人民身體狀況一無比一天好起來，中醫學發揮了重大作用。
自古以來，勤勞、勇敢、聰明的中華民族在與疾病作鬥爭中，逐步掌握了許多防治方法，爲人類保健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但也必須指出，由於中醫學及其預防思想是在漫長的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發展和成長起來的，它必然有時代的侷限性。因此，對待這份歷史遺產，應吸取其精華，完善其不足之處，使之爲人類的健身防病事業作出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