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 Medicine 6月17日发表社论“低中收入国家的医学创新：印度能否引路？”。文章认为，印度生物医学正处于转折点，有机会扩大本土研究与开发，并为全球南方提供一种不同的生物医学创新模式。
社论指出，印度常被称为“世界药房”，以大规模生产疫苗、仿制药和诊断产品为外界熟知，而不是以最前沿发现来源著称。但这种印象可能正在改变。文章提到，印度公共投资正在增加，包括约100万亿卢比、约合120亿美元的研究、开发和创新基金，以及今年另有12亿美元用于生物制药。
文章还提到，印度正在推进药品监管改革，并计划建设1000个新的临床试验地点。印度AI任务也获得资金支持。与此同时，印度整体研发支出仍然相对有限，约占国内生产总值0.7%，明显低于美国、欧洲和中国。
Nature Medicine社论提出的问题是，印度能否把节俭创新、人口多样性和数字公共基础设施这些优势，转化为持续的科学领导力。文章认为，印度不太可能完全复制中国的国家主导模式，也不太可能走美国高成本、市场驱动体系，而可能形成一种结合低成本创新、人口多样性和数字基础设施的“第三条路”。
对全球南方而言，这种模式的意义在于，医学创新不一定只能围绕高收入国家市场和昂贵技术展开。若印度能把本土疾病负担、临床试验能力、数字健康系统和可负担制造能力结合起来，可能更贴近低中收入国家常见医疗需求。
但社论也提醒，机会并不等于结果已经实现。印度仍需面对研发投入不足、监管能力建设、临床试验质量、人才培养、知识产权、数据治理以及创新成果能否惠及本国和其他低中收入国家等挑战。医学创新要形成长期影响，需要稳定投入和可信制度。
原文链接：http://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1-026-04499-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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